一直關注着戰局發展的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此時也已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臨時轉設到上海日本總領館內的派遣軍司令部幾乎等於是前推到了第一線。而在這裏，松井大將迅速下達了上海派遣軍最新的作戰命令－召開臨時作戰會議。
包括第3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海軍中將、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官－大川內價七少將在內的上海方面日軍諸多高級將領此時均先後抵達總領館，參加這次臨時召開的緊急作戰會議。
天色已經漸漸發亮，看着遠處那已然露出黎明前的曙光的天邊，松井石根大將獨自憑窗而立。對於日本國內的局勢，這位從預備役中被啓用的陸軍大將比誰都要洞若觀火。儘管是當局者而迷，旁觀着而清，然而在松井石根眼裏，日本與中國之間已然不存在什麼旁觀、或是當局者這樣的法。因爲旁觀者本身也是當局者。
自從1894年的日清戰爭之後，明治大帝時期確立下的中國大陸政策便一直沒有改變過。然而儘管已經在東亞成爲新的霸主，可是日本卻從來都沒有能夠真正的得到過什麼。
1894年的那場戰爭，雖然日本軍擊敗了清國，通過黃海海戰，擊敗了清國最爲強大的北洋艦隊，經由朝鮮半島，一路而推，直至攻入清國之東北地區。可是最終到頭來，日本僅僅是爲他人謀做了一件美麗的嫁衣。
山東利益，爲德國所獲得；滿洲之利益爲俄羅斯帝國所得到，甚至參與在日清戰爭中調停的英、美兩國都從腐朽的清國政府手裏攫取到了足夠多的利益。可是日本卻得到了什麼？
臺灣及澎湖列島，馬關春帆樓的那一紙條約，使得日本在189年4月17日這一天，獲得了對清國的第一場勝利，根據《馬關條約》，日本從清國手裏得到的並不僅僅是土地，還有那兩萬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而這筆賠款，又成了日本現代軍事、經濟發展的源力。
而這一切，只不過只是區區利罷了。
189年‘乙未事變’，朝鮮王國的明成皇後被弒；1897年高宗李載晃登極爲‘大韓帝國’皇帝；196年日本設置朝鮮統監府，伊藤博文爲第一任韓國統監；197年，因向海牙和會派遣祕使，尋求國家獨立，高宗被勒令退位由純宗登位，《第三次日韓協約》朝鮮成爲了日本的保護國；191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大韓帝國滅亡，駐韓統監府改製爲朝鮮總督府，也就是這一天開始，日本真正的獲得了自己在東亞的主導權。
如果不是19年的‘英日同盟’的確立，也許日本將不會在194年發動對俄羅斯帝國的‘日露戰爭’。當滿洲的土地上留滿了日本士兵們的鮮血，當旅順3高地和軍神－乃木典希大將共同成爲一個時代的縮影，當東鄉平八郎大將的聯合艦隊取得對馬海戰的時候，日本真正的爲世界所重視。
而1919年巴黎和會上，日本和美、英、法、意四國共同成爲‘五強國’主持和會的時候，日本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可以用戰爭的手段獲得他們想要得到的利益。
然而隨着日本在日清戰爭中的勝利，中國卻不得不回頭來思考問題，雖然之前的每一場與西方歐美國家之間的失敗，都沒有能夠衝擊到這個古老國家的以北京爲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舊觀念，可是1894年的那場戰爭的失敗，卻是讓這個垂老的帝國終於徹底的放下了自我。
松井石根和所有的日本軍、政、文化、宗教界的人士一樣，都有着一定的漢文化水平，在日本，無論是書法還是茶道，無一不在深受着中國漢家文明的衝擊。而這一，也是中國人所最是爲芥蒂的。曾在上海擔任過武官的松井石根自然明白這一。
對於多數的中國統治階層的人士來，戰敗於一個曾經被他們稱之爲‘東夷倭國’的彈丸國，是這個帝國最大的恥辱。
而長久以來，，怎樣才能擺脫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成了多數人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
無論是間島地區問題，還是安奉鐵路問題、又或是撫順露天富礦問題，直至後來的營口－大石橋鐵路問題，都使得中日兩國之間的矛盾在更加的激化。因爲這些衝突都毫無疑問的刺激到了中日關係，雖然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以日本爲榜樣，立志改革，可是與此同時清國的改革派的官員也在呼籲反對日本的擴張。所以毫無要提問的一是，中國民族主義在成長、日本軍國主義也在成長。而日本也漸漸的在走向帝國的道路。
此時，於美國達成妥協的《羅脫－高平協定》終於在198年11月被簽署，而早在之前，198年9月日，桂太郎內閣正式通過的外交政策，更是等於宣佈了日本的滿洲權利決心，從這個時候起，日本決定使關東租借地成爲日本的永久財產。
其實這場戰爭的真正起因也不必前推太遠，只要從19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入手，便可以開始了。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主要先進工業大國，試圖在貿易、投資及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中重建戰前模式的國際秩序，可是隨着世紀年代美、英等國恢復了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德、法、意那無法抑制的通貨膨脹；交戰國之間協商解決債務和賠償問題，等等一切的矛盾，終於引發了那次全球性的金融大蕭條。
可是無論是哪一個引發，都與中國沒有任何的關係，中國的貿易額從來都只佔據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個很很的、幾乎微不足道的份額。而歐美國家在中國的投資，與日本相比，那更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很具有諷刺的是，在年代世界經濟舞臺上，幾乎是無足輕重的中國，卻安然度過了那場全球性經濟蕭條大災難。因爲這個古老的國家，一直是一個巨大的農業大國，而且法定貨幣始終都是以白銀作爲基礎，無論是低增長率還是長期的失業，都似乎與中國沒有什麼關係。也正是因爲這樣，中國似乎要比日本幸運的多。
由陸軍軍官、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組成的所謂‘改革派’任務，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團結和強大，而日本卻在無望地摸索走出國內困境的道路。而改變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將中國至於在自己的統治之下，這就是昭和時期的‘徵支論調’的開始。
193年11月，濱口雄幸首相在東京火車站遇刺身亡，隨後，一場軍事政變又被挫敗，無論怎麼樣，從那個時期起，日本就開始了自己所做出的努力。
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等人策劃的‘滿洲事變’成了所有的一切的導火索。對於這一切，松井石根甚至反感，雖然他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軍人，雖然他從介入到‘統制派’和‘皇道派’之間的紛爭，可是對於關東軍的某些行爲，松井石根總是認爲必須要進行約束。
早在198年‘皇姑屯事件’後，松井石根就曾極力主張嚴懲炸死反對日本的中**閥－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背後策劃人－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以擺脫輿論針對關東軍的抗議。
可是無論怎麼樣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通過黃金十年，中國的確在強大。當日本在經過全球性的經濟蕭條大災難之後，而愈發的要想讓自己逐步走向制約、佔領中國的道路上的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在作着相應的準備。
無論是在名義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國性的政府，還是逐步的加大對全**事力量的主導權利，中國國民政府確實在做着準備與日本開戰的準備。他們在京、滬一線修築了大量的國防工事，通過德**事顧問的幫助來整編他們的作戰師團。
193年1月9日，數千學生在北平舉行反日遊行，中國政府內的對日友好派－汪精衛、唐有壬、高宗武等人逐漸的失去權力和威信。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浪潮在高漲。隨着中國人的輿論傾向，中國國內發生了行刺汪精衛、暗殺唐有壬的接連事件。
而與此同時，隨着1936年月6日，東京發生‘皇道派’軍官主導的軍事叛亂後，日本也終於完成了‘分裂’。通過這次政變彈壓，‘統制派’奪得了政治、軍事上的主導權。
所有的一切都已經完成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所缺少的只是類似於七七盧溝橋、813淞滬這樣的導火索罷了。
看着窗外，冥思着的松井石根並不知道，這場戰爭最終會把自己、把日本帶往何處。因爲此時唯一讓他感到苦惱的是，整個上海地區膠着的戰事。而除了每天增加的傷亡報告，日本軍在淞滬什麼也沒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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