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高三年級紀事〔中〕（10）
驚恐大呼上大當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在辯論會上發言的，除了幾個事先做準備的班團乾和一些所謂“積極分子”之外，似乎還有兩個平時與我友好的同學，居然也站了起來發言，進行揍看熱鬧。
就是連我的同桌，也講了幾句令人實在無法理解的話，頓時之間，彷彿大家都在趕時髦和跟大流一般……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只有一位同學卻與衆不同，似乎就是楊名珠同學，只見他卻低聲地替我說了一句公道話，令我突然之間，覺得十分意外：
“我認爲，不能夠把王飛和機會主義分子等同看待。主席不是說過，允許人家把話說完，不要開‘帽子工廠’，亂給人家扣帽子嘛……”
此時，我開始有些後悔了，爲什麼當初校長一號召進行大鳴大放，自己就馬上變得是那麼積極呢？
頓時之間，我忽然想明白了。原來，就是在運動未開始的時候，並沒有‘靶子’，還得要在開始鳴放以後，方纔能夠抓到把柄的。道理就這麼簡單。
雖然，不少同學早就從社會上，看到了說逆話的下場，有的同學，雖然也寫大字報。但是，寫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無傷大局的事。同時，他們“放”得早，“收”得也早。
後來聽人說，一些同學的家長，吸取前年所搞的反右鬥爭的深刻教訓。於是，便在事先就再三偷偷地告誡自己的子女：
“……不許你在學校裏胡說八道，帶頭參加什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你可要知道，那些全都是矇騙人的手段。可千萬不要上當受騙啊。”
因此，幾個原先寫過大字報的同學，後來也一反常態，轉變成爲了批判別人的“積極分子”。用實際行動，以此去將功贖罪。可是，偏偏我過於認真，不吸取以往的歷史教訓。其實，是太幼稚也太傻了……
接連幾天的下午，各個班級都在不停地召開全班的辯論會。名爲“辯論”，其實質卻是公開地批判幾位同學發表的所謂“‘右’言論”。說他們和機會主義分子是“一鼻孔出氣”，“同穿一條褲子”，等等。
後來，還把那幾位同學的祖宗三代、親朋九族的污點，全部都挖了出來，公開讓大家知道……
此時，我還是一樣，是坐在教室的中央。只是不由得渾身顫抖，彷彿自己就是個‘罪人’一般。
可是，我實在是想不通，你可要知道，當時大家出於‘聽話’才寫了大字報。其實，校長不也說過，“同樣的一句話，機會主義分子’說的，跟我們同學講的有本質上的差別。”
並且，還一再進行強調，不上綱上線。但是，實踐證明，卻並非如此。
有些同學在大字報上，雖然用了一些‘不恰當’的詞句。他無非是爲了使大字報“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學的注意。其實，它的大字報內容，往往也是十分貧乏的。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位曾經被批判的同學，就這樣地對別人說過：
“其實，我只是爲了吸引人看，才故意用上這樣的標題。而並非是要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也可以說，我也是純粹是想‘出風頭’而已……”
對於這樣的錯誤，原本就應該從學生容易“脫離實際”，犯“主觀片面”，“個人主義”等方面去進行批評教育就可以了。
如果，硬性地搬用社會上，對待階級敵人的一套辦法，套用“攻擊三面紅旗”，“反對太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等上綱上線一塊地進行聯繫的話，就必將會大大地傷害了同學們的自尊心和積極性。
一個人犯錯誤，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而是由於一時的糊塗，就應該抱“治病救人”的態度呀。
就這樣，不知在什麼時候，校長已經在同學們中間坐了很久了。後來，偶然之間，我回過頭的時候，突然才發現了他。
就是在當辯論會快將要結束的時候，我清楚地記得，校長他在最後，曾經這樣地去對我們同學們做總結髮言的：
“同學們！請大家不要有所誤會，今天不是要捉機會主義分子’。剛纔同學們發言當中的有些話語，可能是說得重了點。但是，不要從詞句上去追究，而應該是從階級感情方面去考慮它……”
說得真是豈有此理。叫別人不要追究詞句，說得真夠輕鬆……
當初，如果不是你校長使勁啓發鼓動，同學會平白無故去寫那些大字報的嗎？會在大字報當中，竟然會想出那麼多惡毒刻薄的話語來嗎？
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跟寫大字報的那些人的思想根源有關……
那麼，請問，學生不是在學校教育鼓動之下而做的嗎？如果真的是錯了，該由誰來負責呢？難道，你校長是故意在唆使人進行幹壞事，而後自己又溜去叫警察，還說是出於“好心”的嗎？
大家可要知道，學校的教育職能，就是要將錯誤化有爲無，還是無中生有。或者，是故意設計陷阱，網羅學生，再來達到所謂的“教育”呢？真是的確令人費解……
後來，我還聽別人在說，高5班被辯論的學生是賓湘、陳廣生、劉朝貴等；高6班是劉漢傑、覃甲榮、劉運才、鄭文威等。其中，劉漢傑、劉朝貴最後還受到了學校開除學籍的處分……
正是：
當初聽話大鳴放，什麼問題都可講；
那知運動這樣搞，驚恐大呼上大當。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