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是響噹噹的美國名校。我沒去過。沒機會去。好在村上春樹替我去了，去了兩年，去當駐校作家。據他在《終究悲哀的外國語》中寫的相關報告，普林斯頓大學有兩點引起了他也引起了我的興趣。
一點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清高（snobbism）。一個美國人告訴村上，美國的大學人士在社會上乃是孤立的存在。“他們的存在非常特殊。大學是與一般世俗社會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妨說，好比大海中的孤島。惟其如此，他們才必須確立只適用於自身的規則那樣的東西來保護自己。”換言之，就是自命清高，拒絕與時俱進，拒絕隨波逐流。如果哪位大學老師喜歡喝在電視上吵吵嚷嚷做廣告的、面向勞動階級的、缺少文人情趣（intellectual）的國產百威啤酒，喝完後或邊喝百威邊看斯蒂芬·金的偵探小說或者聽流行歌手肯尼·羅傑斯的唱片，那麼不被排擠出大學社會圈纔怪。不僅如此，“車也似乎以不顯眼爲correct（正確），閃閃發光的新車在校園停車場幾乎見不到。衣服以儘量不顯新爲上。我猜想他們做了新衣服恐怕要先在家裏穿上一個月，天天穿，等多少穿變形了才穿去學校。英語有句話說是‘Keepaloprofile’，大意爲‘什麼事都要低姿態’。普林斯頓的生活恰恰如此。八十年代的閃閃發光主義並未波及大學。”
面對這麼多清規戒律，一向我行我素的村上起始覺得相當彆扭，感嘆“當知識分子也夠折騰人的”。但很快習慣了，轉而認爲這種何爲correct（正確）何爲incorrect（不正確）的生活反而讓他舒了口氣。因爲不必考慮多餘的東西，只消循規蹈矩就萬事大吉。不必像在日本那樣“被全國性氾濫成災的信息玩得團團轉”，亦不必像在日本那樣從事“文化上的燒荒農業”——“大家聚在一起燒完這塊田後又跑去燒下一塊，燒完後很長時間裏寸草不生。本來天生富有創造性才華的人、本來必須慢慢花時間築造自己創作體系根基的人，卻不得不在腦袋裏裝滿如何倖免於燒的念頭，或者僅僅考慮怎樣做才能給別人留下好印象。這不是一種文化消耗又能是什麼呢？”
上面是讓村上和我感興趣的第一點，那麼第二點呢？第二點其實更同清高密切相關，就是不提錢，除去迫不得已的場合——大概除了金融會計系——錢字一般無人提起。村上饒有興致並借題發揮地這樣寫道：“錢在這裏極少成爲人們的話題。反過來說，在日本人們可總是談錢談個沒完。在日本，動不動就有人說‘村上君寫暢銷書錢大大的有，花這點算什麼’。事情或許是那樣，不過恕我直言，那純屬瞎操心。我開的是1600CC小車，於是有不少人說‘村上君有錢別坐這個，買貴一些的車如何’。可這是我的自由，倒也不是討厭貴些的車，但眼下我覺得這個挺好，開起來其樂無窮，用不着別人說三道四。在這點上，‘錢？噢，如此說來，世上錢那樣的東西倒是有的’——普林斯頓的這種紳士氛圍的確讓我心懷釋然。”進而認爲像普林斯頓大學人士那樣冷眼看待物質利益而堅定主張“世間並非全靠金錢驅動，我等擁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大概纔是知識分子本來的使命和理應採取的人生姿態——“無論被稱爲精英意識還是被稱爲孤立的世界，世上都應該在某個地方保留一兩處這種遊離於世俗之外的天地。”
喏，村上眼中的普林斯頓大學夠可以的吧？相比之下，中國這塊地方或某個地方還保留着如此snobbism的大學或大學裏還保留着這種清高嗎？說在從事“文化上的燒荒農業”未免苛刻，但力爭“倖免於燒”的念頭恐怕多多少少還是有的。校園裏“閃閃發光的新車”比比皆是，談錢也談個沒完沒了。不僅錢等談話內容，就連談話風格——語體、文體也正在失去大學教師、知識精英應有的個性。說痛快些，越來越同政府官員甚至同煤老闆沒了分別。一個字：俗！
具體說別人不合適，說我自己吧，我這個大學老師就足夠俗的。不說別的，你猜，我一年到頭跟誰說話最多？不是大學同事，而是所住校區後門賣報的“劉隊長”——過去在東北農村當過生產隊長——也是因爲都有東北農村生活經歷，幾乎每天買報時都跟他聊上幾句。一次我對他說自己當年十幾歲在生產隊（屯）幹活的時候，最羨慕的工種是扛着水罐往地裏給幹活的人送水，因爲活兒輕。可生產隊長偏偏把這輕活兒派給他一個身強力壯的親戚，讓我這個瘦得高粱杆似的學生哥兒跟大人乾重活。劉隊長當即表示：那不對！哪能那麼派工呢？我當隊長肯定派你送水，什麼人派什麼活嘛！對了，前幾天他還告訴我一個絕非笑話的笑話：某大隊革委會主任（村長）發言，由於識字不多，把“狠狠打擊階級敵人”念成“狼狼打擊階級敵人”。旁邊一個小知青悄悄告訴他不是“狼狼”是“狠狠”，對方立馬提高嗓門：“狼還不狠嗎？狼不狠什麼狠？”說罷，我和劉隊長放聲大笑。
好在沒給村上聽見，好在村上沒來我們的大學當駐校作家。否則不知他會寫出什麼來。我想表達的是：較之大學共同體成員，有時候我更覺得同這位賣報的劉隊長有共同語言，更能讓我“倖免於燒”，至少不是“文化消耗”。假如我去普林斯頓大學當駐校翻譯家，肯定立馬讓我走人。
（014.5.17）（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