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有什麼俘虜我們的心。無所謂什麼，什麼都可以。玫瑰花蕾、丟失的帽子、金·皮多尼的舊唱片……”——這是村上春樹《197年的彈子球》裏的幾句話。每當有什麼俘虜我的心的時候，我就不由得想起這幾句既無文採又不連貫的話。近來所以想起，是因爲近來鄉下老家、鄉下的花蕾俘虜了我的心。可問題是，這種因果關係之間存在必然性嗎？
好了，還是讓我乖乖承認好了，我恐怕還是受到了村上春樹那位日本作家的影響。或者莫如說，較之影響，更近乎認同。儘管我的東北鄉下壓根兒不存在真正的玫瑰花蕾，我也不記得丟失的帽子，更不曉得金·皮多尼的舊唱片是什麼勞什子。但這些無所謂，我所認同的是他藉此表達的一種廣義上的鄉愁，及其關於鄉愁表達的修辭。
說起來，就村上接受採訪的次數不算少了，幾乎次次都被問及村上對我的影響。而我的回答每每模棱兩可：有影響，又沒有影響。說沒有影響，是因爲我“邂逅”村上時已經三十六歲了——村上時年三十九——你想，一個三十六歲的大男人會那麼容易受人影響嗎？反言之，輕易受人影響的人還算得上大男人嗎？也就是說，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上面，我也好村上也好，各自的心都已包上了一層足夠厚且足夠硬的外殼，能破殼而入的東西是極其有限的。說有影響，主要集中在這類感悟和修辭。其實修辭本身即是一種感悟，如上面我所認同的關於鄉愁的感悟、關於抵達鄉愁的偶然性路徑的感悟。而且，那不僅僅是抵達鄉愁之路，也是抵達自我之路和對自我的確認。於是，我的鄉愁與自我在這裏得到了鼓勵、安撫和加強。並在此過程中獲得某種啓示。啓示即影響。
總之，我同村上之間就是這樣一種關係：認同，啓示，影響。至於村上的本意是否如此，一來無法確認，二來也不重要。
再以《挪威的森林》中大約人所共知的那句話爲例：“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爲生的一部分永存”。而我真正認同這句話，卻是在譯完這本書的十七八年之後父母相繼去世的時候。坦率地說，在世時我並沒有天天想起他們，他們去世後我幾乎天天想起。也就是說，因了死而父母同我、我同父母朝夕相守。亦即，死去的父母作爲生存的我的“一部分永存”。這一認識、認同固然不可能讓我從父母去世所帶來的痛苦和懊悔中完全解脫出來，但多少不失爲慰藉。因爲，既然父母作爲我的“一部分永存”，那麼就意味父母仍然活着，至少我活着他們就活着。同時也啓示我，使我對死多了一種把握方式。自不待言，這與文本語境中的這句話的本意是錯位的——作爲文學，“錯位認同”也是認同，也是影響。
“缺乏想像力的狹隘、苛刻，自以爲是的命題，空洞的術語，被篡奪的理想，僵化的思想體系——對我來說，真正可怕的是這些東西。……我不能對那類東西隨便一笑置之。”當我翻譯《海邊的卡夫卡》譯到這裏的時候，我陡然心有所覺，併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當下我的工作以至人生目標的一部分，就是“不能對那類東西隨便一笑置之”，不能讓那個時代重新降臨到我們頭上。這當然並非這幾句話所使然，但這幾句話對我非同一般是毋庸置疑的。這也讓我體會到，一個人認同什麼、接受怎樣的啓示和影響，同一個人具有怎樣的精神底色或精神土壤息息相關。是它決定我們對什麼一笑置之或不能一笑置之。或許可以認爲，漫長的人生中，我們更多時候是爲認同和接受某種什麼做準備——必須擁有讓某粒種子發芽的土壤。
進而言之，如果說村上文學翻譯是一粒種子，那麼銜來這粒種子的即是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老研究員李德純先生——先生認定我身上具有能使這粒種子發芽的土壤。而這，已經超越影響，屬於提攜後學的愛心和善舉了。在這個意義上，我無疑是幸運的。
至於村上、村上文學是否受到我的影響，回答也同樣模棱兩可：沒有，也有。沒有，在於對方不大可能在受到我的影響，儘管我和村上見過兩次面；有，在於我通過中文爲村上文學帶來了第二次生命和無數中國讀者。即使在經濟上，誰又能一口咬定村上君今天的酒吧“埋單”完全不含有中譯本版稅銀兩呢？
（01.7.15）（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