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亞洲，都被各種憤怒與仇恨所扭曲着，中國與日本這兩個統屬華夏文化圈的國家，卻是爲了各自的利益而征戰不休。
中國內部現存的幾大勢力，分別是**黨、紅門與華聯這三大政治勢力。**黨內部派系駁雜，有着是舊時代軍閥的苟合的產物，矛盾不斷。
至於紅門，則是因爲姜瑞元不得不藉助蘇俄的援助，所以才容忍了這些流賊的存在。
三大勢力之中，論人口和資源優勢，華聯並不算特別突出。但說到工業實力，卻是絕對的第一，甚至在多項軍事技術領域上，已經超越了列強國家。唯有產量還有些不足，這是因工業根基薄弱的緣故。
日本在狂熱派軍人的引導下，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只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
目前在正面戰場上抵抗日本的是**黨的軍隊，無論是華聯還是紅門，都自按兵不動，靜靜等待着兩敗俱傷的時刻到來。
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姜瑞元就把希望寄託於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
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姜瑞元爲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
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1938年6月9日，**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氾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爲無家可歸的流民。
不久，**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兆銘就對當時主政**黨軍的姜瑞元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他認爲所謂的焦土政策，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麼會變成漢奸呢？
若像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己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羣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麼處理？
帶這些人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非要做出一個比較的話，姜瑞元是一個冷酷的君王，而汪兆銘則是一個溫暖的政客。他們爲了各自的理念，採用着截然相反的舉動，很難說到底誰是愛國誰是賣國，唯一的區別或許在於道路的不同吧。
焦土政策的殘酷手段，讓汪兆銘越來越懷疑“犧牲”這兩個字的意義。
中國的老百姓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剷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着
汪兆銘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
抗戰的目的是什麼？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喫，**黨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
**軍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蹟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
這一連串的疑問，無時無刻不在拷問着汪兆銘坦蕩的內心。他不是一個可以高座廟堂而冷酷計算得失的國君，更不願意成爲所謂的救世主，他只是一個關心百姓生活的文人。
內心溫柔的他，越來越覺得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兆銘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
“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紅門、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幹倒姜瑞元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姜，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
姜瑞元也不傻，他打算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自己的高調，逼着姜瑞元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
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汪兆銘他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爲低調俱樂。
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爲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兆銘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他爲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的主要焦點在於兩處，也即是委員長姜瑞元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
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紅門的游擊隊。紅門以游擊戰爭迴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這羣蘇俄狗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汪兆銘則對此頗有異見：“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爲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爲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着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爲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姜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兆銘感到已不可能說服姜瑞元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兆銘最終還是委託“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儘早以較爲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
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
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兆銘出馬，汪兆銘則脫離**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
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
汪兆銘自己也明白得很，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衆的反對和唾棄”。
汪兆銘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還是毅然決然的作出了選擇：“決定了只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
一是快勝論，認爲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是持久戰論，認爲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佔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爲曠日持久的持久戰。,
三則是外國幹涉論，認爲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幹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着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干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爲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
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1938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政府爲對手》的強硬聲明。
1938年10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
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1938年11月3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方針，公開發表和談言論：“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參謀部公佈《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佔漢口爲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爲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爲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
因爲華聯目前軍力強盛，日軍奈何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想要先行解決**政府的問題，再來用人口和資源優勢，壓垮華聯。
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佔領區”爲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一線以東的佔領區爲治安地區，以西爲作戰地區。在不擴大佔領區的原則下，對**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政府崩潰。
1938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爲主，和平談判爲輔”，改爲“軍事打擊爲輔，和平談判爲主”，由否認重慶**政府改變爲承認重慶國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姜瑞元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兆銘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繫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政府內“主戰”派還是佔絕對多數。
在此情況下，汪兆銘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姜瑞元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兆銘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爲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
身爲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姜瑞元，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兆銘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只要**政府更變人事組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姜瑞元下野。
11月16日，汪兆銘和姜瑞元一同喫飯時，勸對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談。他在飯局中溫聲勸說：“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
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自是無法答應這種條件，他板着臉反問：“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
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後姜瑞元還是不肯答應：“說什麼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
於是他將汪兆銘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兆銘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兆銘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他派妻子陳璧君找龍雲祕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姜瑞元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於懷。
龍雲對陳璧君下了承諾：“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只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姜瑞元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髮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紅門和馮煥章等少數赤化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1938年11月12日，汪兆銘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爲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爲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8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
這個協議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紅門，因爲雙方約定在內蒙建立防紅區，並且同意日本在那裏駐兵，以應對來自蘇俄的威脅。
另外還有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爲數個國家“分而治之”。
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爲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遊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爲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要不是被華軍收復了南京，現在這個爲政府還可能繼續存在着。
日方本來計劃汪兆銘出面建立一個侷限於雲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兆銘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他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兆銘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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